我是旅行者说文史，这个总是我来回答！关注我，更多文史知识与你分享！清雍正时"吕留良案″冤吗？我们在分析吕氏家族到底冤不冤之前，先来看一下，吕留良案是如何案发的。吕氏一族灭于雍正，倒不如说灭于曾静这个无耻文人之手公元1728年，即雍正六年的一天，川陕总督岳钟琪在打道回府的路上，收到一封信。岳钟琪拿过来一看，只见这封信的封面写着“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上书”，他马上就感觉到气味有些不对头。所谓“无主游民”，就是不臣服于当局，不承认清的统治，那么，这封信的内容可想而知。果然，岳钟琪把信拆开仔细看完以后，吓得不禁大惊失色，浑身直冒冷汗。他立即下令，将奉曾静之命前来送书的张熙关押了起来。原来，信中列举了雍正皇帝的十大罪状：谋父、逼母、弑兄、屠弟、贪财、好杀、酗酒、、诛忠，任控。这十条罪状，囊括了雍正皇帝继位以后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，也可以说是社会上流传的对雍正皇帝进行攻击的总归纳，把雍正皇帝描绘成了一个谋皇篡位的伪皇帝、不讲人论的败类，如果属实，那雍正当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了。信中还说，自雍正皇帝继位以来，湖南、湖北多地连续几年发生了大水灾；江苏、四川、广东多地更是不时传来旱灾。普天之下，山体崩塌、河水枯竭、天昏地暗，堆起来的尸体把道路都截断了，这是上天对雍正皇帝的不满。只要岳将军举旗一呼，天下百姓定会响应，到时候驱逐满人，恢复中华就是分分钟钟的事。那么，民间的反清力量又为什么要请岳钟琪出面当天下兵马的领头人呢？这是因为，这些反清力量认为，首先，岳钟琪贵为川陕总督，手握重兵，由岳钟琪领头起事，定然一呼百应；其次，据说南宋名将岳飞死后，他的子孙死的死，流放的流放，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，就有一支逃到甘肃定居了下来，这就是岳钟琪的先祖。岳飞为了抗金，不惜身死，而满清又跟金国同宗同源，作为岳飞的后人，岳钟琪一定会反对清朝皇帝的残酷统治。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些只会纸上谈兵的迂腐文人，夸夸其谈还可以，真遇到有损自己利益的时候，只要把错误一股脑都推给他人。岳钟琪虽然是一名武将，但他也不会被曾静的几句胡言乱语糊弄了。于是，他给雍正皇帝上了一道密折，请求将张熙押往北京，请皇帝亲自来审这个案子。也许是要考验岳钟琪是否对清廷忠心不二，也许是要通过岳钟琪公开处理这件案子摆出自己的立场，雍正皇帝作出了批示，要求岳钟琪全权审查此案，并且不要重刑逼供。岳钟琪接到皇帝的批示以后，就将张熙偷偷放了出去，把他当做上宾一样招待，并夸奖他是一条硬汉子。岳钟琪说，自从雍正皇帝的近臣年羹尧死后，自己就有了反意，只不过皇帝暗中派了不少人来监视自己，处境十分的危险，之所以先前扣押张熙，就是想验证一下，张熙是不是皇帝派来试探自己的。岳钟琪说，现在终于知道张熙是真心反对满清的，希望张熙能当自己的老师，共举义旗，满清，光复汉人的江山。张熙听了岳钟琪的话，完全解除了对他的戒备，激动地说出了如何奉老师曾静之命前来投书的经过给岳钟琪听。岳钟琪取得了张熙的重要口供，立刻露出了真实面目，大笑一声，把张熙重新投入了监牢，把案情上报给了雍正皇帝。原来，张熙的老师曾静是湖南永兴（今湖南永兴县大布江乡较头村蒲箕塘）人，生于康熙，是一个屡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的落魄书生，平时靠在乡野开设私塾勉强糊口。张熙25岁的时候就跟着曾静读书。康熙年间，浙江有一个理学大儒叫吕留良，一生拒不入仕，隐居乡里编书著作，大讲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，反对满清的统治。由于吕留良的这些观点大都写于他的日记、诗词、文集之中，并没有公开发行，所以，一直到吕留良去世也没有被清朝统治者所发现。曾静认为，吕留良隐居乡野跟自己在乡野授教一样，都是反对清朝统治者的。只不过，他不愿意承认，吕留良是真的大儒，康熙年间，清数次请他出来做官而不去，为此还剃度当了和尚；而曾静就是一个学渣，考了一辈子科举，到五十来岁连个秀才都没中。曾静派人到了浙江，找到吕留良的后人，表示他们对吕留良是多么崇拜，吕留良就是照亮他们人生一盏的明灯。一番忽悠之后，吕留良的后人就将吕留良饱含民族情绪的遗作全部交给了曾静，却不料，就是曾静这个无耻文人，在吕留良死了四十多年后，给吕氏家庭带来了滔天大祸。曾静到案以后，就把一切罪行都推到了吕留良身上，反正吕留良死了快五十年了，也跑不出来跟他对质。曾静说，他就是乡下一个教学先生，一辈子也没有看过几本书。自己的这些思想全部来源于吕留良。现在，他知道错了，只要能留下自己一条命，愿望写一篇《大义觉迷录》向天下的读书人宣讲，来讴歌雍正皇帝的丰功伟绩。于是，雍正皇帝对曾静师徒展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仁慈，当场就释放了曾静师徒，并任命曾静为全国道德模范宣讲团团长，巡视全国，向读书人宣讲。曾静所到之处，受到了地方官员的高度重视和礼遇。曾静把一个无耻文人的嘴脸演绎得淋漓尽致。雍正皇帝对吕留良的家人和师生却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处理方法。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已去世多年，仍然被劈棺戳尸，枭首未众；吕留良的众孙辈及学生全部被发配到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隶；吕留良的全部家产没收充官，作为浙江工程费用。雍正皇帝难道真的死于吕留良后人吕四娘之手吗？吕家的悲惨遭遇，受到了很多的人同情。其中流传最广的是，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因为在安徽乳母家中而逃过一劫。吕四娘听说吕氏一族惨遭灭门，便写下“不杀雍正，死不瞑目”八个大字。为报家仇，吕四娘下江南拜大侠甘凤池为师，苦学本领。学成之后，吕四娘只身入京，混入皇宫，杀死了雍正皇帝，并割下了雍正皇帝的首级，用来祭奠自己的先人。这个传说虽然说流传甚广，但真实性不高。雍正皇帝当时查办吕留良之案时，属于高度机密，吕氏一族不可能有漏网之鱼。另外，甘凤池倒是历史上一个知名人物，但是自雍正七年，被李卫擒后，就归服了李卫，并没有授徒吕四娘之说。吕留良案的罪魁祸首曾静，虽然在雍正朝侥幸躲过了杀身之祸，但是到了乾隆皇帝继位以后，他就不顾雍正皇帝生前保全曾静、张熙的叮嘱，下令湖广巡抚将曾静、张熙押解到了北京城，凌迟处死，并将与此案有关的《大义觉迷录》及吕氏著作全部收回销毁，严禁流传。吕留良案至于才告一段落！我认为，吕留良被灭族，既冤也不冤。说他冤，是因为曾静、张熙这两个无耻文人为了保命，将罪责全推到了已死去四十五年的吕留良身上，换来了一时的苟且偷生；说他不冤，这是因为，自顺治皇帝从龙入关，特别是康熙平定三藩、收复、三征葛尔丹以后，清朝统治者已经基本上有效地控制了全国，饱受战火之苦的天下老百姓们越发渴望和平。康雍两代皇帝顺应了群众的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此时，吕留良的不能与时俱进，仍然大讲“华夷之余发大于君臣之义”，已经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上。其实，早在西汉的时候，儒家就指出，华夏和夷狄二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，谁是真正的华夏，谁是真正的夷狄，不能以地域和血缘来区别，而是要看实际达到的道德文化进步的水平。显然，清朝取代明朝是大势所趋，不能因为清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而忽视清朝统治者对社会、文化的进步，这明显是有失公允的。

的第一爱将伍中豪被敌人杀害，整个红伍悲愤交加，罕见的为了个人血债，集结队伍，围歼仇敌，手刃凶手，为伍中豪报仇血恨。伍中豪是绝对的人中龙凤，他先考进北京大学，后又进入黄埔军官学校，与同为黄埔4期生。毕业后在广州农动讲习所任军事考官，并结识了大他12岁的。两人同睡一屋，十分投缘。经过接触后十分欣赏伍中豪的军事才能，而伍中豪对更是钦佩有加，称他为老师。后来伍中豪参加了领导的秋收起义，并成为井冈山革据地的创建人之一。伍中豪的军事能力突出，有勇有谋，带领红军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考验。他年纪轻轻，就已担当大任，与并称为“井冈山双鹰”，与怀、黄公略、并称为井冈山“四骁将”。他与的感情深厚，始终坚决支持的指挥，曾用枪指着与有分歧的师长余洒度（后投敌叛变）的脑袋争论。伍中豪身经百战，战功赫赫，成为当时最为倚重的第一爱将，很多事情做出决定前，都要征求一下伍中豪的意见。伍中豪所在红军部队整编为红一军团后，他担任12军军长，政委为谭震林。伍中豪曾因患肺炎住院，不顾有被传染的危险，几乎天天去看望他，为他端水盖被，一坐就是半天，这是红军中任何人都享受不到的待遇。1930年10月，伍中豪带领一个警卫排去赣西南各县集结部队，路过安福县时，突然遭到县靖卫团袭击，敌众我寡之下，伍中豪率战士们边打边撤，寻机突围，在县效亮家山一带，战斗到最后，弹尽无援，被敌人残忍杀害。这位战功卓著、前途无量的杰出红军领导人牺牲时年仅25岁。伍中豪牺牲的消息传来，红12军的官兵们无不悲伤痛哭，听到报告后，又惊又痛说不出话来，当场泪如雨下，心情压抑好几天没有出门，难过的滋味或许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到。在红军一片报仇的声浪中，性如烈火、悲愤难平的红三军团军团长，调兵点将，亲率5千红军，以摧枯拉朽之势把安福县靖卫团围个密不透风，激愤的红军将士很快就将其一举歼灭，并活捉了杀害伍中豪的靖卫团团长罗汉苟。在亮家山，伍中豪的墓地旁，红军少有的设立了刑场，坐镇监斩，伍中豪的搭档、红12军政委谭震林竟亲自操刀行斩。在数千名红军的呐喊声中，谭震林手起刀落，凶手罗汉苟的人头落地。红20军军长曾炳春双手捧着凶手的污血，撒在伍中豪的墓上。在我军的历史上，少有这样为个人报仇而兴师动众、大动干戈的事情，但红军将士恩怨分明、肝胆相照，也是人之常情。伍中豪的牺牲是我军一个极大的损失，一个出类拔萃、屈指可数的卓越年轻军事奇才，令人遗憾的死于肖小之手，着实令人唏嘘。历史微点与您共同学习，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！

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里那个老太婆当是贪得无厌的典范。渔夫把金鱼放了，老太婆骂道：“你怎么不要点东西回来？”之后老太婆要新木盆，给了；要新房子，给了；要当贵妇人，当了；要当女王，当了。后来老太婆居然要当海上的霸王，让小金鱼亲自侍候她，实属太过。其实，类似事例，不胜枚举。有外国的。《读者文摘》1990年第9期登了一个小笑话，说一个售票员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公园门口的车站上哭，这已是最后一班公交车了，便关切地问道：“发生什么事啦？”“妈妈给了我10便士，让我在公园里踢完球后坐公交汽车回家。”小男孩呜咽着说：“可是我的钱丢了。现在我只好一路走回去了。”“那不要紧”，售票员说，“上来吧，我们带你回家。”小男孩谢过售票员，上了车。“你到什么地方下车？”售票员又问。小男孩告诉了自己家的地址，大约有两站路远。如果他有钱的话，车票得花3个便士。车子开动了，小男孩又哭了起来。“现在又怎么了？”售票员奇怪地问。小男孩回答说：“可是我的零钱呢？你还没有找给我呀。我原先有10便士呢。”也有的。阿瑟·亨利·史密斯《人的性格》里有一个小故事，说一个生活在的外国传教士应当地绅士的请求，帮助一个完全失明的贫穷乞童，为他治眼，后来，乞丐的眼痊愈了。于是，那些绅士又找到传教士，说乞丐之所以能讨来饭，就是因为人们同情他双目失明，现在传教士治好了他的双眼，使他失去了靠失明乞讨这一活路，因此，传教士理应养活他，对他的生活负责。当然也有动物的。狼在被东郭先生救前、救后那截然相反的态度栩栩如生。狼被救之后要吃东郭先生，对评理的老人说：“刚刚他将我放在袋子里，上面压了那么重的书。和赵简子说话的时候又那么慢，分明是想把我压死在书袋之中，我又怎么能放过这种人呢？”人性中——呃，不只人性，还有狼——对了，能否这样说，人性中多有的成分，而中大约都有这种得寸进尺的特性。谁知道呢？我有时在想，《皇帝的新装》里那两个织工说：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，都看不见这衣服。看不见这衣服的人说那两个人是骗子，但是，会不会那两个人不是骗子，而是这世上的人，要么是不称职的，要么是蠢不可及的——仔细想一想，难道没有这样的可能吗？朋友，是否人性中本就有许多不要脸的成分——人云亦云，落井下石，捕风捉影等等——西施皱着眉头都夸好看，东施皱一下眉头就被人耻笑千年，说东施效颦——人家东施就不能有颦的权力吗？

1932年8月，一场特别的“隔空骂战”引发轰动，当时鲁迅在文章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中，骂郭沫若是“才子加流氓”，那他们到底有什么“血海深仇”呢？其实，从公开的资料来看，鲁迅与郭沫若没有任何私人恩怨，甚至他们两人终生都没见过面，之所以如此针锋相对，主要是由于，他们在文学上的主张与政治态度不同导致的。也就是说，最初只是一场文学上的论战，只不过后来愈演愈烈，才出现了人身攻击，而这场论战是郭沫若主动挑起的，所以他挨骂也算是咎由自取。100年前，并不像今天这样发达，那时候没有网络、没有手机、没有新型媒体，最常见的就是报刊和杂志，人们也是通过报刊杂志，来获取最新资讯的。那个时代是一个百花齐放，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，先后出现了多次重大学术思想论战，而文人之间的论战，当然也是通过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来展开的。于是，在这种背景下，嫉恶如仇的鲁迅，面对屡屡挑衅的郭沫若，只能被动应战，两人通过报刊杂志，彻底隔空杠了起来，下面我们就回到那段历史之中。时间回到1928年，当时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，满怀期待地打算与著名的“创造社”组成联合战线，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一来到上海，就遭受到了猛烈的轰击。攻击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“创造社”成员，当时创造社的干将冯乃超、李初梨等人，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观念早已过时，甚至登不上大雅之堂。于是他们率先发难，公开发表《艺术与生活》等文章，猛烈抨击鲁迅，以防止鲁迅成为，他们发展文学思想的绊脚石。本来如果鲁迅不接招的话，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，但鲁迅可不是好惹的，虽然初到上海，毕竟已经屹立于文坛多年，有着丰富的“骂战”经验。所以他很快就整理好思路，先后写出了《醉眼中的“朦胧”》、《我的态度、气量和年纪》等文进行回应，宣布与“创造社”开战。鲁迅的文学功底有多强，历史早有定论，岂是冯乃超、李初梨之流能比的，所以随着鲁迅出手，“创造社”直接被干哑火了。既然干不过，就得搬救兵，他们找到了“创造社”的元老郭沫若，说是元老，其实郭沫若年龄并不大，1892年出生的郭沫若，当时刚刚37岁，而1881年出生的鲁迅已经48岁了，两人相差11岁。当时，躲在日本避难的郭沫若，见兄弟们找自己帮忙非常兴奋，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他很享受，于是他很高兴地接下了这个“重担”，并亲自操刀，炮制了一篇名为《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》的奇文。这篇文章把鲁迅批得体无完肤，郭沫若在文章中说，鲁迅是“不得志的法西斯”、“封建余孽”、“二重份子”……诸如此类的词，实在不堪入目。郭沫若的这种行为，直接将当时普遍存在的“文学论战”，转化为人身攻击，而这种从“论战”到“骂战”的转变，一时之间，哗然，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鲁迅的反击。正所谓看热闹的不嫌事大，一众吃瓜群众，都准备好了小板凳，随时等着“好戏”开场，就连报刊杂志社的编辑，也在时刻关注着鲁迅的动态，因为鲁迅接下来的反击，肯定会给他们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嫉恶如仇的鲁迅，让他们一等就是四年，直到1932年8月，才对郭沫若予以回击，大骂郭沫若是“才子加流氓”。那这段时间，鲁迅到底在干什么呢？难道他怕了吗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，笔者特意查了一下，鲁迅在那段时间的动态，1929年9月27日，鲁迅唯一的儿子周海婴（1929-2011）出生。可如果仅仅是因为儿子的出生，使鲁迅回归家庭，停止了反击，绝对解释不过去，因为鲁迅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。其实，当时鲁迅正忙着与文学家梁实秋，打一场更大的“文学论战”。而这场“文学论战”，远比与郭沫若的论战，要激烈得多，甚至可以用“旷日持久”来形容，鲁迅和梁实秋在以1930年为中心的八年论战期间，双方先后发表了100多篇文章，总字数达40余万字。双方的论战，涉及文学、教育、批判、、翻译等诸多领域，同时也包含了翻译理念、人性讨论、阶级立场、普罗文学、文艺政策等多种内容。总体来讲，双方论战还是比较严肃的，但也穿插着人身攻击，比如鲁迅在1930年发表的文章《“丧家的”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》，就把梁实秋骂得体无完肤。（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建议读者朋友们，可以看看这篇被称之为，“现代文学论战名篇”的文章。）很显然，梁实秋是“骂”不过鲁迅的，最后只能无奈地“偃旗息鼓”，不过就是不知道，梁实秋能不能像他之前发表的文章《我不生气》中所说的那样，做到心如止水。其实，在那个时期，文人之间的论战是很普遍的，虽然双方可能言辞犀利，但并不会结为死敌，也不会掺杂个人恩怨，基本上都是就事论事，有时候双方骂着骂着，还会结为联盟，一起骂第三个人。比如，曾在1928年攻击过鲁迅的“创造社”干将冯乃超，其实，是他先骂梁实秋为“资本家的走狗”的，在梁实秋反击冯乃超后，鲁迅觉得冯乃超说得有道理，又顺着冯乃超的思路，继续骂起了梁实秋。而鲁迅本人其实并不喜欢“骂战”，有的时候，真是得没招了才反击，他曾说过：“往往别人给我十刀后，我才还他一箭。”鲁迅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，但笔者在这里不得不说，鲁迅的“一箭”，往往比别人的“十刀”还厉害，不但伤害性巨大，侮辱性更是极强。但鲁迅从来不是为了骂而骂，就像鲁迅自己说的那样，很多时候都是被动的反击，鲁迅在，永远都是会考虑大局的。比如，鲁迅后来考虑到，他和郭沫若虽然思想上有分歧，但终极目标是一致的，所以他主动放下个人恩怨，于1936年8月，在《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》中写道：“我和郭沫若等人，或曾相识，或未曾见过一面，或从未，或曾用笔墨相讥，但大战斗却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，我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恩怨的。”从文中，不难看出鲁迅襟怀坦荡，而当鲁迅的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后，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立即发表文章，予以积极回应，郭沫若说：“先生（鲁迅）实在是一位宽宏大量的人，是‘决不日夜记着个人恩怨’的人，我因此也感觉到，解决问题的曙光即将到来。”不过可惜的是，我们并没有看到曙光到来的那一刻，因为两个月之后，鲁迅就于1936年10月19日去世了，终年56岁。听到鲁迅去世的消息后，郭沫若连夜写出了一篇，名为《民族的杰作—纪念鲁迅先生》的文章追忆鲁迅，在这篇文章中，郭沫若称鲁迅的死，是“不可测量的重大损失。”写完这篇文章之后，郭沫若觉得，还是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悲伤之情，于是紧接着，他又用日文写了一篇名为《坠落的一个巨星》的文章，在这篇文章中，郭沫若情真意切地说：“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，但可惜他已经死了，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地关心了；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，但可惜的是，我已经有年纪了，恐怕不能恭维得尽致。”郭沫若嘴上说，“不能恭维得尽致”，但他在行动上，却做到了恭维得尽致。1936年11月3日，我国在日本东京的留学生，为鲁迅先生举行悼念活动。郭沫若听说后，立即赶往现场，并当众对大家说，他是以鲁迅徒孙的资格，来参加追悼鲁迅活动的，说完之后，郭沫若还在现场高声呐喊：“之伟大人物，过去人都说是孔子，但孔子不及鲁迅。”虽然当时全国都在悲痛地悼念鲁迅，但郭沫若的表现，明显非常反常，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说，郭沫若是在“蹭热点”，甚至还有人评价郭沫若之所以能成为文坛的“常青树”，就是因为他太会“审时度势”了。那我们说完了鲁迅与郭沫若之间的恩怨，下面我们就重点说一下，鲁迅对郭沫若的评价是否正确，笔者认为，这个评价恰如其分。这句“天才加流氓”，生动形象地刻画了郭沫若的一生。我们先说“天才”这个评价，郭沫若成名时间早，跨越时间长，可以说是人尽皆知。他是我国著名的诗人、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古文学家、社会活动家……他精通英、日、德、俄等多国语言，参加过北伐战争、南昌起义……可以说那一时期的各种重大事件，都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。但就是这样一位文学巨匠，为什么会被鲁迅称之为“流氓”呢？就算他的研究出现过一些失误，乃至在考古方面饱受争议，最多也只是学术上的问题而已啊？其实，之所以称他为“流氓”，主要是他在感情上太过“丰富”了，甚至可以说是滥情，如果用今天时髦的话说，他就是一个“渣男”，下面我们就具体说一下，郭沫若“丰富”的感情经历。1912年，21岁的郭沫若，在父母的张罗下，与发妻张琼华结婚，由于是包办婚姻，接受了新思想且叛逆的郭沫若，对张琼华没有丝毫感情，两人只在一起生活了五天，郭沫若就离家出走了。由于两人始终没有离婚，所以张琼华一直住在郭沫若的老家，为他守了68年的活寡，直到1980年去世，也没有等到郭沫若的回心转意，更没有留下任何子女。而郭沫若只在1939年回老家时，看过一次张琼华，据说当时郭沫若见到张琼华时，给她深深地鞠了一躬，算是表达了自己的歉意。当然了，这都是后话。我们接着从1912年说起，郭沫若离开家乡后，于1914年赶赴日本留学，在1915年进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医科，1918年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，攻读医学。（郭沫若最初是学医的，后来弃医从文。）郭沫若虽然有原配夫人，但颇具“浪漫主义”风格的他，到日本后也没闲着，看到美女肯定是要追的，至于原配夫人嘛，反正不喜欢，他也就当做没有。时间来到了1916年8月，郭沫若偶然间，认识了一位22岁的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，并对她一见钟情，当时郭沫若25岁，于是郭沫若就对佐藤富子展开了疯狂的追求。当时佐藤富子在东京，而郭沫若在冈山，两地相距600余公里，但距离阻隔不了郭沫若的热情，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—写情书。随后，在短短四个月时间内，两人就相互写信四十多次，最频繁的时候，两人一周就写了五封信，而这些信大多都是郭沫若写给佐藤富子的情书。这些浪漫的情书，让从未见过如此优秀才子的佐藤富子异常激动，佐藤富子的内心彻底被郭沫若俘获了，比如郭沫若在第一封信中，就曾这样写道：“你眉宇间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洁光，就好比一轮光华四射的明月，你的脸上放出了圣光，你的眼睛仿佛会说话，你的嘴就像樱桃一样，我爱上了你……”就这样，佐藤富子彻底被郭沫若忽悠迷惑了，她不顾家人反对，仅仅相识四个月后，就在1916年底，从东京来到了冈山，与郭沫若过起了同居生活。郭沫若特意给她起了一个名字“郭安娜”，同居期间，她承担了一切家务，悉心照料起郭沫若，还为郭沫若生下了四子一女，当时郭沫若非常穷，可郭安娜没有任何抱怨，始终跟随着郭沫若。等到郭沫若从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后，郭安娜又带着孩子，跟随郭沫若来到了我国，回国后的郭沫若，由于弃医从文，所以收入很不稳定。但郭安娜依旧任劳任怨地支持郭沫若，不畏辛苦与危险的跟随在郭沫若身边。1928年，郭沫若因参加南昌起义，并发表《请看今日之》一文，被国民党通缉。吓坏了的郭沫若，连忙带着郭安娜和孩子，逃往日本避难。在日本避难期间，郭沫若认识了一位叫于立忱的女留学生。于立忱由于在1934年得了肺病，就来到日本治病，同时担任《大公报》驻东京特派记者，住在东京郊区一带，而郭沫若此时也住在那附近，所以两人慢慢产生了感情。据说由于两人来往频繁，让郭安娜非常不安，而于立忱一直痴情于郭沫若，但又无法与郭沫若在一起，只能在1937年初，从日本东京返回上海，由于病情加重以及相思之苦，使得于立忱抑郁起来。于立忱于1937年5月自缢身亡。（有传说，是郭沫若把于立忱肚子搞大了，又抛弃了于立忱，才导致于立忱的，不过从后来于家的反应来看，应该是谣传。）那于立忱死后不久，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，郭沫若立即动身离开日本，返回国内参加抗战，不过这一次，他是不辞而别的，并且把郭安娜和五个孩子留在了日本。而当郭沫若在1937年7月27日下午，顺利到达上海后，日本方面才获知此消息，连忙逮捕了郭安娜，并对她严刑拷打，一段时间后，才把郭安娜放了出来。自此郭安娜就独自带着五个孩子，在日本艰难度日，由于她特殊的身份，加上早年为了郭沫若与父母决裂，所以根本没有人帮她。她只能依靠自己，带着五个孩子，在日本艰难度日，而郭沫若在这期间，甚至连问都没有问过郭安娜和孩子的情况，就这样郭安娜独自带着孩子，在日本度过了十一年。时间来到1948年，郭安娜偶然间获得了郭沫若的消息，兴奋的她终于看到了希望，连忙带着五个孩子，不远万里来到，寻找郭沫若，可让她奇怪的是，郭沫若始终对她避而不见。也直到此时，郭安娜才知道，郭沫若早已娶了妻子，没有办法的郭安娜只能无奈地说了一句：“我走……”可当时的情况，她又能走到哪里呢？最后，还是在的关照下，郭安娜成功地加入了国籍，独自带着五个孩子在大连定居，加入我国国籍后，郭安娜很少与外人来往，更不会参加任何社会活动。她也一直没有见到郭沫若，直到郭沫若去世的前一年（1977年），郭安娜写信给郭沫若，说两个人都已经垂垂老矣，希望无论如何都要见上一面，这才有机会见了一次郭沫若。1983年，郭安娜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，当时正好赶上她90岁寿辰，部和全国政协，还专门为她祝寿。1994年8月，郭安娜病危时，将自己的全部财产—500万日元捐给了我国，同时她还表示，她要死在，埋在，她说：“因为我是人”。随后，郭安娜平静地在上海去世，享年101岁，她虽然没有跟郭沫若一直走下去，但她跟郭沫若的原配夫人张琼华一样，都是非常长寿的。那说完了郭安娜，我们接着说郭沫若的恋情，时间重新回到1937年，郭沫若离开郭安娜和孩子没多长时间，就认识了21岁的于立群。这个于立群就是于立忱的胞妹，（有传说，郭沫若是在于立忱的葬礼上认识的于立群，不过根据于立忱的死亡时间，以及郭沫若的回国时间来看，应该是谣传。）由于当时于立群经常参加救亡文艺演出，所以她与郭沫若的交集也就变得多了起来，而郭沫若第一次见到于立群时，就又一次产生了一见钟情的感觉。按照郭沫若后来的说法，他仿佛从于立群的身上，看到了于立忱的影子，加上于立群此时将姐姐于立忱生前，写给郭沫若的诗，交到了郭沫若手上，更是让郭沫若非常激动，郭沫若后来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我有责任保护于立群，我要把爱她姐姐的心，转移到她的身上，这就是对于立忱最好的纪念。”虽然，此时郭沫若已经45岁，足足比于立群大了24岁，但什么都阻挡不了他，很快两人就走到了一起，并于1938年正式结婚，后来于立群为郭沫若生下了四子两女。而于立群也一直陪伴着郭沫若，直到1978年6月12日，郭沫若去世。半年后的1979年2月25日，于立群跟她的姐姐一样自缢身亡。而于立群的原因，也跟她的姐姐于立忱一样，扑朔迷离。（有传说，于立群在郭沫若死后，才知道姐姐曾跟郭沫若有过感情，所以精神上受到打击，进而自缢身亡，不过根据当年的情况来看，于立群应该至少在1937年时就知道此事，以此来看，应该是谣传。）以上，就是郭沫若“丰富”的感情经历，所以笔者认为，鲁迅给郭沫若一个，“天才加流氓”的评价，丝毫没有任何问题。诸位对此怎么看？欢迎留言讨论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