扬州位于江苏省，由于山西太原到扬州机场没有直达的航班，建议蜂蜂可以在太原机场乘坐航班到江苏省省会南京禄口机场，出机场后乘坐地铁到南京火车站，在南京火车站乘坐动车前往扬州。希望能够帮助到你，望采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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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古代打仗赢的一方总是要烧杀抢掠，侮辱妇女，甚至屠城？原因有四点： 一是震慑敌人。通过屠城彻底击垮敌人的战斗意志。清军入关后，在征服南明并强制推行剃发易服政策时，受到汉族的激烈反抗，清军在江南一带制造了多起屠城事件。最有名的当数“扬州十日”“嘉定三屠”。据《扬州十日记》记载，清军在攻进扬州后，“从破城之日起，豫王就下令屠城。”共持续十日，“城中积尸如乱麻”超过80万具，故名“扬州十日”。“嘉定三屠”指清军攻破嘉定后，清将“李成栋入城下令鸣炮屠城。小街僻巷，无不穷搜。全城刀声砉然，嚎叫之声，动地惊天”，分三次对城中平民进行大，了近二万民众，血流成渠，其中最可怜是妇女，“有美色者生虏，于街坊当众。若有不从，钉其手足”，史称“嘉定三屠”。“扬州十日”“嘉定三屠”是汉民族心中永远的痛。事后，和硕豫亲王多铎在《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》的布告中，就露骨地宣称:“嗣后大兵到处，官员军民抗拒不降，维扬（扬州）可鉴。” 公然以扬州大来威胁其他还没有投降的城市。古人不仅搞屠城，还有一种特殊的做法，就是将敌军尸体堆在道路两旁，盖土压实，做成金字塔形的土堆，称为“京观”，以彰显军威、恐吓敌人。1410年，明朝大将张辅进攻安南（今越南），击败安南，杀死2000多名战俘“筑京观”。这一做法虽不人道，却让安南彻底对明朝服服帖帖。 二是鼓舞士气。古代打仗，将士们舍命打仗就是为了财富和女人，攻下城池后烧杀抢掠可满足士兵的发财，从而鼓舞士兵们多打仗、打胜仗。清将周培公在带兵平定察哈尔王叛乱时，定的军法中有“抗命者斩、临阵脱逃者斩、救援不力者斩”等十三个“斩”，唯独没有掠夺民财者斩。平定察哈尔后，周培公不仅大开杀戒，而且纵兵掳掠，察哈尔王“数百年的基业，珠宝无法计算”被抢掠一空。事后，康熙皇帝居然率文武大臣亲迎，没有一点责问。 三是发泄仇恨。古代攻城战异常艰苦，攻下一座城池，会僵持很多天，也会死很多士兵。同时，由于守城一方大多会动员老百姓参与防守，这样，攻城的士兵就会把怒气放到全城百姓身上，所以一旦城池被攻破之后，就会大肆以泄愤。比如，太平军北伐最惨烈的沧州之战，出征时两万精锐，在沧州就折损了五分之一。太平军主将林凤祥“屠城以泄愤”，对城中居民不分官民，大开杀戒，“一时官绅士庶遇害者万余人”。《粤氛纪事》中记载道：“贼自入直境以来，此其受创之最重者，故积忿屠之。” 四是防止反噬。被击败的敌人虽然临时投降，但仍是一个巨大的存在，一旦战况反转，随时可以反噬，只能屠城杀俘以绝后患。1398年，中亚屠夫帖木儿进攻印度，途中攻下了木尔坦城（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木尔坦市），俘获城中十余万俘虏。贴木儿手下大将劝他屠城并杀光俘虏：“我军渡印度之后，俘其教徒及犹太人已逾十万，如事有缓急必为我之大患。”帖木儿一听也是，十余万俘虏不仅是个累赘，而且是个定时炸弹，不如杀了干脆！于是下令屠城，将全城十余万俘虏全部。

虽然史可法忠节可嘉，但终究不是将才，其在扬州之战中的表现，更是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书生误国啊！因为，扬州城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沦陷，史可法应该是要承担绝大部分责任的。也正是他在大敌当前一再的军事失误，最终导致让南明失去江北这个重要的战略要冲。当年在左良玉部东下、清军南下的紧急情况下，作为大明督师的史可法，倘若能权衡利弊，放下自己的孤傲，有效平衡各方，那么江北形势断然不会如此快速的恶化。而战场上，史可法的表现，更是让人诟病。首先是大敌当前，军令不明，朝令夕改，这可是兵家大忌。举个例子，战前一部明军驻屯于高邮，史可法却一天之内连发三令，上午令应廷吉“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”左良玉部叛军；到中午却令“诸军不必赴泗，速回扬州听调”；最后到下午又令“盱眙告急，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”。这样做使得本就恶劣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，致使明军最终无法在清军抵达前构筑其有效的防线。此外，扬州本来就是无险可守之地，史可法当初居然放弃整个淮河防线，选择退守扬州本身就是错误的选择，而在退守扬州后，这位史大督师又是一波接着一波的瞎指挥操作，让明军混乱不堪。据史书记载，当时清军初抵扬州城下时，总兵刘肇基就曾建议史可法应该乘敌大众未到，立脚未稳，出城一战。结果，史督师却说：“锐气不可轻试，且养全锋以待其毙。”要说不出战，那你就专心守城吧。结果史可法又没妥善的部署守城力量。对部将们的众多合理建议，他置之不理。作为一个文官，军事的事他压根就不在行，在战场上本来就该多听“专业人士”的建议，结果他却没有。因此偌大的扬州城，如此多的明朝守军，最后没几天功夫就被清军攻破，这不怪史可法，怪谁？当然，从民族气节来看，史可法还是值得后人去纪念的。我们敬重史可法的气节和忠心，但他的才能和功绩，小编就不敢苟同了！